70年代末，他和李文华去部队上演《如此照相》，第一次大胆讽刺文G，老三篇等均作为调侃对象。据说当时战士们听得面面相窥，不敢笑，生怕犯错误。80年代末，姜与梁左合作，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品，《虎口脱险》等，其中《特大新闻》里把某某广场说成大菜市场，据称引起不少“老革命”的不满，还想要处分他。郭德纲不敢吧？哈哈。只可惜后面梁左投向小品电视剧（我爱我家），后又英年早逝，加之姜昆本身职务的原因加之戴志诚与姜昆的风格十分不搭，变成这个样子。
姜昆的个人私德还是不错的，比郭德纲，赵本山都要好很多。姜昆当时掌握的资源很多，是国内娱乐界的“”大拿。做过5,6届春晚的主持人。但私生活干净，一直是知青插队认识的老婆，对师长也是知恩图报，有情有义（当年马季把姜昆调北京费老大劲，后面两人支持近30年，马季给姜昆主动让贤团长之位，姜昆最红时甘给马季的群口相声作配角。直到提携姜昆的马季在家中去世，是姜昆象对父亲一样，和马季的儿子一起把老头的遗体亲手抬下来的）。在他的团队里，哪有郭，赵2人这样的烂事？而在无私提携人才上，最好的例子就是赵本山，赵是当年姜昆力排众议，作为当时说唱团团长和几届春晚主持的身份几次大力度的推荐。不求回报，把他从铁岭农村剧团直接拿到央视表演，才有赵本山的今天。姜昆当时可没拿着提携赵上电视的机会，以求回报，叫赵当徒弟，孙子三拜九叩的，把赵的尊严打到底层，成为自己的小跟班。而且在赵本山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姜昆公开场合没说他当年如何提携赵本山半个字吧，更没动辄说“赵本山要是没有我............”.就这点真还是个正人君子。
反观赵本山，现在还认姜昆这个大恩人吗？我看到的只是，赵本山在政协会议上对姜这个“体制中人”的冷嘲热讽。和姜马的师徒之交真的差远了。幸亏还是姜昆和马季在体制负责，哪怕他们还是有点问题，至少基本的三观还算正。要是郭德纲和赵本山，看看他们对徒弟，团队成员的那种作派，那难保“体制”真成了流氓的匪窝了。
总结：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体制，觉得“黑幕重重”，好像进了体制无好人。怎么不公平啦，低效率啦，但比比国企和私有企业就知道，体制与国企的人性化，公开化已经做的很好了。要是私企，功利化程度一定会达到无以复加，看看赵，郭的团队，一定会榨干你骨头里最后一滴油的，更不要说静下心来搞艺术了。要全部私营化和资本化，更麻烦。
中国古代喜欢逗蛐蛐的那个皇帝叫啥?
蒲松龄的《促织》故事背景是明朝宣德年间，那个被称作“蛐蛐皇帝”的是明宣宗朱瞻基。 朱瞻基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，不是小好，是大好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仁宣之治”是在他统治期间达到高峰的。“蛐蛐皇帝”这个外号是那些没事找茬的言官给起的（这也说明明朝的政治气氛是比较开明的），老百姓都能有点业余爱好，皇帝也是人，闲暇之余玩玩蛐蛐很正常。 在这里说一句，清朝没少泼明朝的脏水，现在还有阎崇年一类的满清遗老在干这类事情，别信他们的，自己去翻史料，如果没太多时间就去看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初步认识下明史。
名人故事要最典型的，做摘抄用的，谢谢！
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，只是在不要同的地方。就算是周总理，只是在不同的地方。
一位记者问总理：“中国有没有妓女？”不少人纳闷：怎们问这种问题?大家关注着周总理，周总理肯定的说：“有！”接着“中国的妓女在台湾!”这一答，记者哑口无言。其实这是一个圈套，只要总理说：“没有”，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，就中了他的圈套，他会紧接着说“台湾有妓女”，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“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”。
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：“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，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。” 此语一出，话惊四座。周总理不慌不忙，脸带微笑地说：“这并不奇怪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，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。”
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。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，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。如果忍气吞声，听任对方的羞辱，那么国威何在？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，最终尴尬、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。
作家巴金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但他从小厌恶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，常常跑到仆人、马夫、轿夫等“下人”中间谈天玩耍。
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，巴金家的堂屋里灯火辉煌，香烟缭绕，男女老少一个接一个地敬神拜祖，可唯独少了小巴金。在这庄严的时刻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 原来，巴金正在马房里听周轿夫讲故事哪！别看周轿夫是个老粗，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，但肚子里的故事可真不少。此刻，周轿夫又在给巴金讲一个新的故事。故事里的主人公遭遇很惨。他到过许多地方，吃过不少苦头。
他的老婆因饥寒所迫，跟着人家跑了。他的儿子当了兵，后来又死在战场上。
如今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…… “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？”巴金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关切地问。
“他呀，正在一个大户人家做轿夫呢！”周轿夫苦笑了一下，慢吞吞地回答道。
这时，周轿夫抚摸着巴金的肩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好好地做人，对人要诚实，不管别人待你怎样，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，不要欺骗人，不要亏待人，不要占别人的便宜……”
周轿夫痛苦辛酸的经历和正直善良的品性，给了巴金很深的影响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巴金把周轿夫看作他人生的第二个先生。
在法国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卢梭的《忏悔录》中，记录着这样一件事： 卢梭小时候，家里很穷，为求生计，只好到一个伯爵家去当小佣人。伯爵家的一个侍女有条漂亮的小丝带，很讨人喜爱。一天，卢梭趁没人的时候，从侍女床头拿走小丝带，跑到院里玩赏起来。
正在这时候，有个仆人从他身后走过，发现了卢梭手中的小丝带，立刻报告了伯爵。伯爵大为恼火，就把卢梭叫到身旁，厉声追问起来。
卢梭紧张极了，心想，如果承认丝带是自己拿的，那他一定会被辞退。
以后再找工作，可就更难了。他结巴了好大一会儿，最后竟撒了个谎，说丝带是小厨娘玛丽永偷给他的。伯爵半信半疑，就让玛丽永过来对质。善良、老实的小玛丽永一听这事，脑瓜子顿时懵了，一边流泪，一边说：“不是我，决不是我！”可卢梭呢？却死死咬住了玛丽永，并把事情的所谓“经过”编造得有鼻子有眼。
这下子，伯爵更恼火了，索性将卢棱和玛丽永同时辞退了。当两人离开伯爵家时，一位长者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们之中必有一个是无辜的，说谎的人一定会受到良心的惩罚！”
果然，这件事给卢梭带来终身的痛苦。四十年后，他在本人的自传《忏悔录》中坦白说：“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……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。”“这种残酷的回忆，常常使我苦恼，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，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……”
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少年时代，酷爱写喜剧。有一次，他写了一部喜剧性歌剧，自认为挺不错，便去找一个名叫布列伊特科普佛的老板，请他看看是否能够出版。布列伊特科普佛是个德国人，矮矮的，胖胖的，显得有些笨拙：但他肚子里学问不少，对戏剧尤其内行。他接过克雷洛夫的剧本，刚看了个开头，就喜形于色，马上与克雷洛夫攀谈起来。一老一少，越拉越投机。
过了些日子，克雷洛夫又来找布列伊特科普佛，问他读完了剧本没有。
布列伊特科普佛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这出戏太逗笑了！你对生活观察得很仔细啊！”说罢，就掏出六十卢布，打算作为稿酬付给克雷洛夫。六十卢布，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数。十四岁的克雷洛夫心花怒放，暗想，有了这些钱，就可以接济一下家庭拮据的生活了。他刚要伸手接钱，立刻又改变了主意，要求布列伊特科普佛把这笔现金换成拉辛、莫里哀、布瓦洛等名作家的作品。
布列伊特科普佛答应了。克雷洛夫抱着一大捆书，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中。
女作家丁玲的故乡在湖南省临澧县。她父亲早亡，从小跟着母亲生活。
丁玲的母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觉醒的女性。丁玲受母亲的影响，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。
丁玲十岁的时候，外祖母将她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。丁玲懂事后，对这门亲事十分反感，她坚决反对到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媳妇。但是，在那黑暗的年代，一个女孩子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一纸包办的婚约，总是牵着丁玲的愁肠，使她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。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丁玲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。1920 年寒假，她回到家中，义无反顾地提出废除婚约。开明豁达的母亲支持女儿的行动，而舅舅却坚决反对，为此双方争吵起来。后来，矛盾愈加激化，丁玲迫不得已在《常德晚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指责舅舅“思想保守”、“脑筋顽固”……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终于，丁玲胜利了，婚约解除了。但是，当初订婚的两只戒指却丢了一只。丁玲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，就千方百计凑足了一只戒指的钱，为女儿退了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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